一個家庭的組建，男女雙方的感情必然是最強大基石，從這一點來說，家庭類似于一個合伙企業，合伙人出于信任和合作成立企業，齊心協力地發展企業，并對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夫妻亦然，共同承擔家庭責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人合性是家庭或企業可以正常、持續運轉的根本。
感情可以是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每個人都期待這片風景可以永遠美麗，但美麗的風景往往經不起狂風暴雨。因此，我國《合伙企業法》對于合伙人的退出或者企業的散伙條件和程序做出了明確規定，而婚姻的基礎是愛情，這是世界上最缺乏理智的感情，無法預測亦不可控制，婚姻有可能是愛情的另一個起點，亦可能是終點。
任何一個國家的婚姻立法，都不可能對婚姻的組成或解體做出全面和詳細的規定，并預見到婚姻運行過程中將會出現的所有問題。比如，人們常說，婚姻一定要慎重，尤其是離婚時，雙方更需要冷靜對待，而當某地法院真的給予訴訟離婚當事人6個月的冷靜期時，卻引來了各方指責。毋庸置疑，法院的出發點是好的，畢竟寧拆十座廟，不拆一樁婚，但是這種做法，卻違反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則。
清官難斷家務事，在婚姻出現問題時，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當離婚必須以訴訟解決時，裁判者亦非常難做出絕對公平的判決。
在經濟越來越快速發展的今天，家庭分工早已告別傳統的男耕女織，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參與程度的增強，財富的表現形式日益多元，貨幣、動產、不動產、權利都成為財富的載體，并可分布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當財富不再以有形形式出現時，對于財富的統計和掌握就會變得復雜。
在許多高凈值家庭，往往有著一方主外，一方主內的局面，而當這樣的家庭面臨婚姻解體時，夫妻財產分割就會顯得異常復雜。經濟強勢方不愿自己的資產被過多分割，而經濟弱勢方不甘心失婚又失財，這時，雙方會展開曠日持久的離婚訴訟，僅存的恩愛也會在其中消磨殆盡?，F行《婚姻法》早已修改了夫妻婚前財產在婚后若干年轉變為共同財產的規定，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愈加支持雙方對于婚后取得財產的歸屬約定。
我國法律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依然為法定義務，但只要雙方存在合法約定，可以實現“他的是他的，我的還是我的”或“他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或“他的是他的，我的也是他的”。合法的約定效力高于一般性的法律規定，這也是法律變革的趨勢，法律在平等民事主體間的合意前采取克制態度，不論面對的民事主體是貿易伙伴亦或是夫妻。
夫妻共同財產制下的離婚訴訟有著操作上的尷尬。如果一方主張分割另一方的財產，在大多數情況下，須向法院提供對方的財產清單，而在現實中，提供一份詳細的財產清單具有相當難度，尤其是雙方經濟地位不平等，弱勢方對強勢方的工作或經營狀況一無所知時，這種難度會特別突出。
現實中，離婚大多由經濟強勢方提出，他（她）的財產組成或配置非常多樣，并在提出離婚前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和準備，甚至在賬面上表現為負資產，這樣的情況會對經濟弱勢方非常不利，使其無法在離婚時有效保護自己的權益。夫妻共同財產制從立法本意講，是為了保護弱勢方利益，平衡雙方為家庭的付出，但隨著財富的增多，反倒使分割變得困難。
對比歐美國家，不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提倡以婚前協議的方式約定夫妻財產的歸屬，如果沒有婚前協議，根據各國或各州法律的不同，被提出離婚一方可以要求分割對方財產并要求贍養費或至少有權要求贍養費。
贍養費由經濟強勢方向弱勢方支付，直至弱勢方有新伴侶或者死亡，贍養費的數額會以婚姻存續期間的生活水平和經濟強勢方的收入為計算基礎，以使弱勢方在離婚后亦能保持相當水平的生活。在這種法律環境下，歐美國家富人們形形色色的婚前協議非常詳盡和具體，有些甚至啼笑皆非，比如女方在婚后的體重不能超過120磅，否則離婚時丈夫有權少支付10萬美金。
比如丈夫如對岳父母不尊重的話，每發生一次妻子將有權罰款1萬美金；比如妻子有權隨時對丈夫進行毒品檢測，一旦尿檢呈陽性，妻子將有權對丈夫進行經濟懲罰…好萊塢著名的花花公子邁克爾·道格拉斯在與凱瑟琳·澤塔·瓊斯結婚時，婚前協議明確約定，邁克爾出軌一次必須向妻子支付100萬美金的賠償，正是得益于這條嚴苛的約定，在雙方成婚后，屢有緋聞的邁克爾大大收心。
如果將夫妻間的協議以及歐美國家通行的贍養費權利，結合應用到我國的高凈值家庭，或許會大大減少在離婚時經濟弱勢方的不利情形。夫妻雙方可以在婚前或婚姻中的任何時刻對于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約定，比如，財產歸屬、財產轉讓及轉讓條件、債務約定、孩子撫養權及教育…在面臨離婚時，如由經濟強勢方提出離婚，須向另一方支付若干財產，并可約定所支付財產與是否有過錯（雙方亦可對過錯情形進行約定）、過錯程度、婚齡、生育子女的數量、是否繼續監護子女加以調整。
我國《婚姻法》及司法解釋并沒有對類似夫妻協議的生效條件或格式加以規定，但協議的本質是雙方合意，可以借用《合同法》中的相關規定，尤其是《合同法》第52條關于合同無效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以及第54條關于合同撤銷的規定：“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雖然夫妻間具有的特殊人身關系不能使雙方協議完全套用《合同法》的規定，但在起草時，雙方應避免出現可能觸及《合同法》第52條和第54條的條款，并明確雙方在簽訂時的行為能力和意思自由。而民間常有的“凈身出戶”約定，因其內容的顯失公平，“凈身”方亦往往事后反悔，很難得到法官的支持。所以，夫妻間協議，應盡可能由專業人士起草，對簽訂過程充分說明，以使經濟弱勢方在婚姻解體時盡快取得財產，開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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